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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管理研究
瀏覽次數:10645作者: 商洛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發布時間:2017-12-06

自地方志官修以來,就存在方志管理問題。宋周應合撰景定《建康志·修志本末》,提出“定凡例”“分事任”“廣搜訪”“詳參訂”四步修志程序,是方志管理思想之萌芽。章學誠曾有一些關于方志管理問題的論述,如提出設立“志科”;指出修志的職責分工為“提調專主決斷是非,總裁專主筆削文辭,投牒者敘而不議,參閱者議而不斷”;強調修志人員要具備“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托”)①、“德才學識”等。

  民國時期,也有一些關于方志管理方面的論述,如吳宗慈提出,建立全國方志資料網絡;瞿宣穎強調,修出佳志取決于“一學識超卓精力彌滿之人一手鑒裁”②等。

  首輪新編地方志開展以來,針對管理事宜繁多的現實,提出了加強管理的問題,并有建立方志管理學之議。劉宜年提出建立“新方志工程學”③,馮天林提出建立“修志管理學”④。李明、薛興祥于1991年編寫《方志管理學》一書,為方志管理學開山之作。此后,一些方志理論著作和文章也都就方志管理問題進行了研究。如蒲宗亮《縣志編修管理談》,專門研究縣志的編修管理。劉柏修、劉斌主編《當代方志學概論》第三章第四節為《方志管理學》,第九章則為《方志事業管理》,擴展了方志管理的內容。楊軍昌著《中國方志學概論》也設有“方志事業管理”專章。

  一、方志管理的內涵

  馮天林釋“修志管理”的概念為:“由修志機構的管理者和全體職工,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對修志活動進行計劃、組織、指揮、監督和調節、合理利用人財物、提高效率,實現修志目標。”⑤

  李明、薛興祥認為,方志管理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運用馬克思主義方志學的理論和現代管理科學的原理、知識,對方志編纂工作的管理,包括組織領導、決策規劃、修志指導、人事管理、質量管理以及修志機構自身管理等。⑥

  李在營說:“方志管理是在編修地方志過程中,通過有計劃地組織、指揮、監督與協調,對編務活動進行管理的過程。”⑦

  劉柏修、劉斌從方志事業不僅是編修志書的觀念出發,辨析了兩種管理:一是方志管理;二是方志事業管理。該書將“方志事業管理”釋義為:“對方志事業活動的全過程有效地實行計劃、組織、指揮、監督和調節,使各個環節相互銜接,人、財、物各種因素合理配置,以保證研究、編修、服務順利進行的活動。”⑧

  二、方志管理的內容

  李明、薛興祥認為,方志管理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方志管理的原理、原則,方志組織,方志領導,方志決策,方志人員管理,領導藝術與領導方法,方志質量管理,方志效益管理,修志指導,機構內部管理,常設機構與經常工作。⑨

  劉柏修、劉斌提出“方志事業管理”的概念,將方志事業管理分為兩個層次,或是外部管理和內部管理兩個方面。外部管理是對編修工作而言,由政府協調社會分工并進行合作,完成志書和年鑒的編修任務。內部管理是對方志機構內各項業務工作而言,由自身進行合理的分工和卓有成效的合作,建立起良好的分工協作關系。⑩

  韓章訓認為,方志管理屬狹義范疇,有別于方志領導。方志領導主要是指事關全局的重大決策和高層指揮活動,亦即高層次的管理活動。狹義的方志管理指中、低層次上的協調、指揮和控制活動,其內容有規劃制訂、人員培訓、先進表彰、志稿驗收、佳作評選。

  三、方志機構職能與改革

  最早提出設立專門修志機構的是章學誠。他在《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中主張,“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為之。凡政經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目錄真跡,匯冊存庫”。在《州縣請立志科議》一文中,他對設立志科的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述,“州縣之志,不可取辦于一時,平日當于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為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后行也”。梁啟超認為,章學誠的主張是“保存史料之根本辦法”。

  民國時期,吳宗慈提出建立全國方志資料網絡的設想:一是中央內政部設全國方志資料庫;二是各省民政廳設全省方志資料室;三是各縣設方志資料分室。凡縣內大事“概應隨時記錄,繕成三份,縣有其一,繳省總室者二,于是省有其一,轉繳中央部庫者一。如此辦法,在當時僅略需繕寫之勞,于日后即成文獻之匯”。其所述方志機構職責著眼點仍在資料。

  當代方志學者張正吉持有類似意見。他主張:“各市地州縣普遍建立和發展地方志資料室,逐步建立和發展地方志館,如章學誠所言‘志科’。方志資料室、方志館都是當地政府直屬的事業實體單位,行使收集、整理、保管、保護地情資料,為續修地方志作準備的基本職能。它同時也是科研事業單位……保留行政機構的市、縣仍應建立方志資料室和方志館,可實行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當政府決定編纂政區志書時,可以方志館(資料室)為基礎成立臨時的編纂委員會及其志書編輯部,主要利用方志館(資料室)的資料,稍加采輯,就可‘筆削成書’。當一部志書出版后,又轉入方志館(資料室)的日常工作,為下屆續志作準備。”

  郁有滿談及地方志機構的雙重性,他認為,地方志工作既是政府行為,又是社會行為,因此,地方志機構既有行政職能,又是事業單位。他說:“地方志機構如果沒有行政職能,只是一般的事業單位,即就實際上否定了編修地方志是政府行為,否定了地方志‘官修’的性質。地方志失去了政府這座‘靠山’。失去了政府主持的權威性,就將一事無成。同時,地方志失去了政府的主持,實際上也就失去了黨的領導,失去了政治方向。因此,否定取消地方志機構的行政職能,是片面的,反之,只看到編修地方志是政府行為的一面,而看不到它還有社會行為的一面,看不到它是一種社會事業,也是片面的。地方志機構如果不走向社會化,那就堵塞了發展的道路,使自己走入困境。失去了社會,也就失去了市場;失去了服務對象,也就失去了修志工作的意義。”

  許振彪也認為,方志機構有雙重職能。他說:“方志機構是完全承擔國家指定的社會公益任務,從事基礎性工作,不以市場為導向,沒有經常性收入,必須由國家撥款的全額預算管理事業機構。”他認為,方志機構的職能既不同于行政機關單純的行政職能,也不同于醫療、教學、服務、科研等一些事業單純從事業務職能,其特殊性在于,具有組織各級和有關部門開展修志工作發號施令的行政職能,同時又具有主持志書編纂、開展學術研究的業務職能。郁有滿強調了地方志機構的社會性,許振彪則強調地方志機構的公益性。

  關于地方志機構的發展前景,何偉提出,修志機構的發展前景應是軟科學研究機構,即政府智囊團。他認為,地方志辦公室已經具備了成為軟科學研究機構的可能性,它作為一個咨詢機構,使現存的資料變活,為政府提供決策的信息。地方志辦公室可以做到在調研基礎上,對政治、經濟、科技等問題進行科學預測,主動地向領導提出戰略性建議;在領導碰到難以解決的重大問題時,應領導要求,提供如何決策的意見,就領導意見的各種政策性報告,提出會審的意見,以收兼聽則明之效;在領導決策之后,根據領導的需要,提供可供選擇的具體實施方案。

  趙心田、趙榮霞認為,新方志出版后地方志系統的唯一出路是“充分學術化”,具體工作是開展方志學研究、地方史研究、地方社會研究、民俗研究。其理由一是志書出版后,地方志系統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必然趨向,也是社會現實提出的客觀要求;二是隨著社會信息化程度的提高,社會各方需要的已不再是基礎信息資料本身,而是基礎信息資料經過研究處理的結果,即研究成果;三是開拓和深化地方研究,是各級地方志部門不可推卸的職責。

  黃德發也有這樣的意見,他認為,在完成首輪修志任務后應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的職能朝“地方研究”方向發展,即向地方史研究、地情研究和區域研究方向發展。

  張正吉主張,將地方志機構建設成為地方資料的收藏中心、地方問題的研究中心、地方史志的寫作中心、地方情況的咨詢服務中心。

  趙輝志也提出類似意見,認為不能將地方志機構定位于“修志機構”,而應定位于“地情中心”;地方志機構的職責任務不應局限于“修志工作”,而應當是“地方志工作”。職責和任務是:一是地情著述中心;二是地情信息收藏中心;三是地情研究中心;四是地情服務中心。

  對于使地方志機構成為地方研究中心的主張,周永光提出了不同意見。他指出,省級方志機構,難以成為地方研究中心。即使某省志辦的專業人才構成比較全面,一個學科有兩三個人,恐怕也不容易,例如對經濟的研究,省志辦與省計委、經委、體改委、政策研究室、社科院經濟所等單位相比,無論人員配備、資料占有、情況掌握和參加有關活動等方面,都差距甚大。至于對當地一些大的生產方面的研究,省志辦就更難與科研機構和有關學府相提并論。省級地方志機構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地、縣級地方志機構。他認為,地方志記載范圍涉及百業、百科,志書編者不可能每個領域都能親自調查研究作結論,關鍵是要有眼力,善集納,充分利用既有成果,注意選用有關的科學調查資料入志。

  關于地方志機構改革,吳龍晏主張“政、事”分開。他說:“修志單位的機構設置應分行政(辦公室)和事業(編輯部)兩類。行政辦公室負責日常事務、打印、發行、財務管理,督催檢查各專業志的編寫進度;編輯部負責制定篇目,審查修改志稿,業務指導,編纂總纂志稿。”

  劉柏修、劉斌認為:“作為實體性辦事機構,全國各地絕大多數辦公室都已列為政府的直屬事業單位,具有法人地位。從上述內設機構的職能和性質看,其中年鑒編輯部、方志館、經濟實體都應成為二級法人單位,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既有利于方志事業從封閉走向開放,擴大知名度,又有利于方志事業直接面向社會,發揮服務功能,使方志事業更好地適應社會需要并不斷促進自身的發展。這是方志事業的發展方向,同時也是國家對事業單位發展的要求。”

  嚴希則提出省一級地方志機構設置兩級機構的方案。一級機構為行政管理機構,承擔行政管理和業務指導職能,內設若干職能處室,工作人員為國家公務員。二級機構為事業機構,承擔編纂、發行、館藏、咨詢、理論研究、信息發布等職能,可平行設置史志館(通志館)、地情信息中心、史志研究所、年鑒社、雜志社等,其事業經費有的可以是財政差額撥款,有的可以自收自支、自負盈虧,負責人具有事業法人資格,工作人員可以評聘專業技術職務。

  四、地方志工作體制

  首輪地方志工作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各級地方志編委會及辦公室組織實施”的工作體制。在全國地方志第二次工作會議上,李鐵映將地方志工作體制表述為:“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專家修志。”論者也提出了體制的創新問題。

  蒲宗亮認為,隨著修志事業的不斷向前發展,修志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專業化將代替群眾化,加之各部門的資料積累更加豐富完善,形成檔案科學管理的完整體系,新一輪修志可以不必設立編委會這個專業組織,而是通過提高專業化管理的途徑來實現管理的目的。縣志辦這個日常修志辦事機構也沒有存在的必要。如何高速度、高效能、高質量地做好修志工作,其方法是強化專業編輯的職能。把編委會、縣志辦的職能都合并到編輯室中去,實現三位一體的修志管理目標,或者叫做管編一體化。

  徐世康認為,新的修志體制應當是“黨委領導,政府主修,專業機構編纂”,理由是:一是修志是一門學科,專業性很強,需要業務素質高的專業人員來完成;二是十幾年的修志實踐,各地都培養造就了一批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兼優的修志專業人才;三是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演變,社會分工將非常明確,再要求他人中斷自己的專業兼職修志,實在是強人所難。因此,新一輪志書的編纂任務只能依靠修志機構自身的專業力量來完成。

  吉祥也論及續修志書體制的變革,他認為,首輪修志中實行“政府主持,眾手修志”的體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但弊端也顯而易見。一是修志人員素質得不到保證,二是志書質量得不到保證,三是修志時間得不到保證。他認為,應改為“專家修志”的新體制,其內涵包括:一是建立方志資料積累制度,這是改變眾手修志模式的基礎;二是修志隊伍的建設制度化;三是修志人員定向性發展;四是實行學術化管理,而不是行政手段的管理。修志機構要向學術機構靠攏,實行職稱評定制度,修志成果要列入社會科學成果系列,職能系列要改編輯系列為研究系列,續志編修實行課題化管理。

  郭同新認為,編纂委員會(實為下設辦公室)組織實施的體制,是在計劃經濟模式下形成的,屬于行政性粗放管理,弊端已明顯暴露,應改為“學術性科研項目管理,實行主編負責制和項目承包制,以行政手段牽引,經濟杠桿調劑,條令法規保證”。

  劉德潤談及方志的運行機制。他認為,方志運行機制與修志體制有內在的聯系。修志體制是修志工作的組織制度;方志運行機制是完成修志任務的運作方式,它是一個有序體系,包括啟動機制、規劃機制、人才機制、經費保障機制、編審機制、出版機制等。

  五、方志人才管理

  關于方志人才管理的研究涉及人才遴選、使用、培養和隊伍建設等。康熙時期衛周祚在《曲沃縣志》中提出,修志者要具備“三長”,即“正、虛、公”。章學誠提出的“三長”則是“識、明、公”,還另有“文人不可與修志”之說。民國時期吳宗慈認為,方志人選的最低限度得有“三十年以上之舊學(即掌故學)根柢”“現代各種科學之充分知識”及“專門史學之研究與素養”。

  當代論者也提出不少對修志工作者的要求。如鐘永毅認為,要發揮修志人員的群體功能。林克認為,方志工作者要具備多學科基礎知識。陳建國強調,方志工作者要有史學修養。曹春榮認為,方志工作者應是“本地通”。蘇長春認為,方志工作者應具備“六長”,即“志德”(公正、無私、奉獻精神)、“志觀”(科學歷史觀)、“志學”(博學、治學嚴謹)、“志才”(才能)、“志識”(見識、鑒別、決斷、膽識)、“志法”(史筆)。

  呂育良則提出方志工作者的學者化問題。他認為,新編地方志無論從其淵源、內容、體例,還是功用等方面,無疑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突出體現之一,永葆這枝中華文化的奇葩,方志工作者的學者化是個關鍵要素。如何使方志工作者學者化,他提出5點:第一,從組織上,各級領導,尤其主持一省(區、市)方志工作的領導要有促使隊伍“學者化”的目標和決心及與之相配套的措施;要大張旗鼓地激勵、支持搞科研,乃至根據不同級別的刊物給予不同形式的獎勵和肯定。第二,樹立職業榮譽感,淡化官本位思想,徹底消除“修志不得志,得志不修志”的思想和認識。第三,對自己研究的學科進行明確定位。地方志是一門綜合學科,機構集科研、出版和政府智囊三位一體。據此,除對方志學的各門類進行鉆研,成為雜家外,宜依各自專長和志趣對其他學科進行專攻和兼顧,如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宗教學等。第四,組織提高現職人員的素質,通過參加培訓和自我修煉來不斷更新、擴大其知識面。第五,積極吸納一批熱心于方志事業的博士、碩士參加修志隊伍,以保證修志隊伍的承傳延續。

  韓章訓提出了要有一支專家型的修志隊伍的主張。他說:“由于修志是一項學術性很強的工作,所以就必須組建一支專家型的隊伍,才可能與修志工作的性質相適應。”對專家型修志隊伍的要求,韓章訓提出4條:“其一,修志人員都必須經過相應的專業訓練,都應該具有高等文化水平。其二,修志人員不僅應該對本地區本部門的歷史和現狀有較全面、較深入的了解,而且還應該對本地區或本部門的歷史和現狀有一定的思索和研究;尤其是其中的正、副主編,更應該是本地文化界和學術界的權威人士。其三,修志人員應該具有較強的搜集和整理材料的能力。其四,修志人員不僅應該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和具有較多的地方歷史文化的知識,而且還應該具有方志學和方志編纂學的基礎知識。”

  ①參見章學誠:《修志十議》。

  ②瞿宣穎:《志例叢話》,東方雜志,1934年。

  ③劉宜年:《新方志工程學課題的呼喚》,《江西方志》,1989年第2期。

  ④⑤馮天林:《關于建立修志管理學的設想》,《四川地方志》,1990年第1期。

  ⑥⑨參見李明、薛興祥:《方志管理學》,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第10、12~14頁。

  ⑦李在營:《讀〈方志管理學〉有感》,《云南史志》,1998年第5期。

  ⑧劉柏修、劉斌編:《當代方志學概論》,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278、310頁。

  ⑩參見劉柏修、劉斌編:《當代方志學概論》,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278~279頁。

  參見韓章訓:《方志學基礎教程》,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第544~547頁。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

  參見吳宗慈:《修志文叢》,轉引自朱士嘉編:《中國舊志名家論選》,史志文萃編輯部內部出版,1986年。

  張正吉:《談地方志資料室和方志館的發展——讀〈州縣請立志科議〉》,《中國地方志》,1994年第6期。

  郁有滿:《論地方志機構的行政職能與社會化》,《江蘇當代方志論文選(續編)》,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34~42頁。

  參見許振彪:《談方志機構的公益性》,《河北地方志》,1999年第4期。

  參見何偉:《淺談方志的功能及其前景》,《史志文萃》,1987年第6期。

  參見趙心田、趙榮霞:《充分學術化——志書出版后地方志系統的唯一出路》,載《市縣志編纂經驗》(第一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15~324頁。

  參見黃德發:《論地方志的發展趨勢》,《廣東史志》,1991年第1期。

  參見張正吉:《修志機構任務談》,《中國地方志》,1992年第1期。

  參見趙輝志:《中國方志事業的發展與思考》,《巴蜀史志》,1999年第2期。

  參見周永光:《志者,記也》,《廣西地方志》,1996年第5期。

  吳龍晏:《修志機構應該“政、事”分開》,《廣西地方志》,1989年第6期。

  參見嚴希:《修志斷想三題》,《廣西地方志》,2002年第1期。

  參見蒲宗亮:《縣志編修管理談》,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1~143頁。

  參見徐世康:《地方志工作面向21世紀新發展的思考》,《廣西地方志》,1996年第1期。

  參見吉祥:《續修體制的變革:從“眾手修志”到“專家修志”》,《中國地方志》,1999年第1期。

  參見郭同新:《方志縱橫(2001)》,鄂襄市圖內字第24號,第144頁。

  參見劉德潤:《完善運行機制,發展方志事業》,《新疆地方志》,1998年第2期。

  參見鐘永毅:《發揮修志人員的群體功能》,《四川地方志通訊》,1987年第5期。

  參見林克:《方志工作者要具備多學科基礎知識》,《上海修志向導》,1991年第3期。

  參見陳建國:《論方志工作者的史學修養》,《山東史志叢刊》,1991年第5期。

  參見曹春榮:《方志工作者應是本地通》,《云南史志》,1995年第3期。

  參見蘇長春:《修志人才論——兼駁“好漢子不愿干”論》,《黑龍江史志》,1995年第6期。

  參見呂育良:《提倡地方志工作者學者化》,《新疆地方志》,1998年第2期。

  韓章訓:《把修志真正當成一門學問和學術來做》,《河北地方志》,2002年第4期。

   (來源:方志中國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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